杨之光 艺术人生中的中国艺术
嘉宾简介:

    杨之光 1930年生,广东揭西人。1950年夏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接受徐悲鸿、叶浅予、董希文等老师指导,1953年毕业后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历任教授、系主任、美院副院长。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东美术家协会顾问。1954年创作的《一辈子第一回》获"向科学文化进军奖"、巨幅作品《雪夜送饭》获1959年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1991年获美国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中国画杰出成就奖"、1993年获美国加州及旧金山市政府荣誉奖状。2006年12月作品[矿山新兵].[激扬文字-1973年與鸥洋合作]被评为[广东美协成立50周年经典作品,2007年入选广东省50名[文化名人]。


    袁思陶: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大家点击新华网书画频道策划的“世纪经典、百年艺术”名家高端访谈。今天做客我们访谈室的嘉宾是新中国著名水墨人物画大家杨之光先生。杨之光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国画家,他师从徐悲鸿、董希文等大师。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水墨人物画艺术实践中,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生活一直是他的艺术追求,创作了许多铭刻着时代生活鲜明印记的作品。杨老师,欢迎您做客新华网。

   杨之光:谢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第一次上新华网,很高兴和大家进行网上交流。

   袁思陶:我们知道12月12日在中国美术馆的圆型大厅和2、3号厅有一个杨之光从艺从教60周年回顾、暨“杨之光美术中心”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做一个60年的艺术回顾展对于每一位艺术家来讲可能都是一个梦想,今年又恰逢新中国成立60年,可以说杨老师的艺术历程是和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首先我们想请您简单梳理一下您的艺术历程。我们知道早在50年代您创作的《一辈子第一回》就声名大振。请您还讲讲当时的历史背景?

    杨之光:对,这次展览可以说是我一生创作的大总结。从1954年第一张画《一辈子第一回》开始。

    袁思陶:您创作《一辈子一回》后,50年代就已蜚声遐迩饮誉全国。

    杨之光:对,这张作品也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作品。内容是一个老大妈满心喜悦地拿着选民证。这张画的时代背景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我对这张作品所赋予的含义就是中国公民从最贫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到站立来当家作主的伟大转折。这个很重要,因为原来是受人欺压的,老太太满脸皱纹记载着她一生的辛酸,但是她的微笑又代表着全中国低层人民翻身作主的欢乐。用这两个意义塑造一个艺术形象特别有意思。
    袁思陶:您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老大娘拿到“选民证”为题材呢?

    杨之光:因为我的成长曾经历过很多的坎坷。很多朋友也知道,我在台湾流浪过。回来以后我就考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师从徐悲鸿先生等老一代艺术家。毕业后,在1954年我就想画一幅反映人民翻身作主人的喜悦心情的画,其实这也是我自我生活的写照。因为青少年时期我的生活很坎坷、很艰辛,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都变了。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我也是主人之一,这个心情很容易理解,的确是很激动。画这幅画我就想通过劳动人民翻身做主的这喜悦心情寄托我自己的感受。

    袁思陶:70年代您又创作了很有生气的《矿山新兵》、后与鸥洋老师合作了《激扬文字》等等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很有位置的水墨人物画作品,您在艺术总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您为什么选择关注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杨之光:《激扬文字》应该是我和鸥洋的代表作。这幅画的草稿是鸥洋老师画得很完整的素描,后来我把它画成了国画。通过国画形式表现的领袖画像在当时是很少的,1925年年轻时代的毛主席没有照片,所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创作,通过自己对毛主席的理解,形象、特点的把握,创造出一个青少年时期的毛主席形象。

    袁思陶:这张作品中主席的形象非常年轻、伟岸。 

    杨之光:这张画在国内外反响都很好,这次也会展出。

    袁思陶:我们知道您在六、七十年代创作的表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系列作品很多,其中有一幅作品应该是很多网友都很熟悉的,还记得我们在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八角楼》,文章中间配有一张插图《不灭的明灯》这是1977年的作品,也是您的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作,也是和鸥洋老师合作的。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画的背景吧。

    杨之光:《不灭的明灯》应该说是人人皆知的我的代表作。当时我是去了井冈山登了八角楼,我看到了毛主席早期工作的环境,就有一张藤椅、毛毯和一盏明灯在桌上,我就想象如果主席坐在这里应该是怎么样,点灯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我完全是用艺术的思维想象主席当年在那里工作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夜燃起一把火,这把火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我和欧洋两个人分工,我先去八角楼,然后欧洋又去八角楼搜集素材,回来后我们俩一起画了这张画。后来这张画受到大家极大的关注和表扬,小学的教科书都用这个做插图。 

    袁思陶:这张画特别亲切,尤其70年代和80年代的孩子小学时期对这张画的印象都很深刻。这张画刻画的是中年时期的毛主席,是杨老师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杨老师关于毛主席的形象还有一张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品,是您1959年画得《毛泽东同志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一个大场面的构图。

    杨之光:对,《毛泽东同志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张画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重点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画大场面、重大题材、历史题材的用国画表现难度很大,因为任务多,形成一个群像在国画里表现不是强项,在中国画中处理层次和人物形象的多样是一个很困难的。画这张画的时候和我在一起的有石鲁同志等好几个画家,我们都住在齐白石的故居。为了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呕心沥血地在天天研究,应该说这是我比较成功的一张画,这张画原来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现在归国家博物馆收藏。

    袁思陶:刚才杨老师谈到了石鲁同志,杨老师画得一张石鲁同志的肖像也是很著名的画,应该说《石鲁像》这幅画是杨老师水墨人物画里面的经典代表。

    杨之光:应该说《石鲁像》这幅画是我肖像画的一个高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跟石鲁是好朋友,他生前是我的知心朋友,他的死是一个不幸,是遭受文革摧残而死。我一直想通过肖像来纪念他,我现在画得石鲁在笑,实际上他是在哭,他的笑比哭还难受。这张画在美国康州展览的时候引起了轰动。我可以讲一个小插曲,当时画展出的时候正好中东战争爆发,展览的主人怕这张画遭到损害,纽约想展这张画,康州也想展这张画,争着展的过程中两个展览馆的主人抱头而哭,后来康州的那个主人就说:“石鲁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画家,杨之光是他的好朋友,他把石鲁辛酸的一生都展现在这张画里面。”我也是通过这张画开始感觉到人物肖像画的意义,我先后一口气画了50来个文艺名人的肖像,这些文艺名人的肖像比照相还有意思,因为照片是对客观的再现,我画肖像加入了很多主观的精神在里面,通过画把这个人物的内涵也展现出来。

    这张画的用笔也是跟着情绪走的,我觉得石鲁在愤怒,所以头发也是用的愤怒的笔法,像狂草一样迸发出一种激烈的情感。这张画受到了很多表扬,如果这次展览给大家展现的话就好了,可惜这张画在美国。

袁思陶:如何突破中国画的传统规范,融入西方的造型技巧,加强中国画表现力,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一直是近现代困扰很多艺术大家的问题,在您水墨人物画艺术实践中如何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杨之光:我的特点首先是突破古人。因为我不满足于古人的成就,古人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古人不擅长的我变成擅长的了。人物画比起花鸟鱼虫来讲相对地在国画中是弱一点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想突破,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或者是老师已走过,但是没有做到的我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是走了一条比较艰辛的道路。除了表现肖像以外还有表现舞蹈、文体写生,这个难度都是比较大的,都是古人所难做到的。
    袁思陶:杨老师,我们知道您的作品中从1954年的《一辈子第一回》一直到后期延续70年代、80年代包括90年代,您的作品主题实际上是一直围绕着关注社会、关注百姓生活。那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选择关注社会的题材?

    杨之光:我觉得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是要记录你所处的时代,如果一百年、二百年以后,后人来看我们这个时代,通过什么来了解呢?当然,可以通过很多资料,而美术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它记录了时代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时代的发展,所以为什么我这次展览叫《与时代同行》,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的作品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张画记录了我们共和国的脚印,那个时代发展的同步的社会以及人们的状态。通过我的画留下了后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以及记录,另外也启发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前景。

三、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袁思陶:写实风格的中国水墨人物画在您和刘文西先生、方增先先生、黄胄先生时代已经走向极致,那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

    杨之光:您刚才讲到的几位画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黄胄、刘文西先生等,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四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用现实主义风格刻划人物的,而且反映的是社会题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共性还有特性,我们四个人风格还不一样。刘文西是西北风格的,他创立了著名的黄土画派。我是岭南画派加徐悲鸿先生的学院画派,我不太以派为主,有人把我说成是岭南画派的掌门人,我觉得这样不好,用画派框死了我,我想突破画派的框框,我可以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技巧,中西融合,所以我说“借鉴古洋寻我法,平生最忌食残羹”,我一生都中最讨厌吃人家的残羹,我觉得最好艺术的就是有所创新。

    袁思陶:那您对当下写实风格的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创新有什么看法呢?

    杨之光:改革开放以来水墨人物画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吸收国外的东西多了,营养也丰富了。但是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好像比我们那时候做学问感觉浮躁了一点。我总结了我60年的教学经验有这么八个字“基础要严、创作要宽”,现在“宽”了可是不“严”,如果基础薄弱了将来就很难发展;创作要宽就体现在我的教学特点上。我的老同学这几天都会赶到北京来参加我的画展,他们都会谈到我的教学和别人不一样,我是发展学生的个性。我们曾经搞过一次师生联合画展,这个画展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我所有的学生画风都跟我不一样。

    袁思陶:那这点很难做到,因为一般在师生画展时学生的风格大多数和老师一样。

    杨之光:对,我的学生的画和我的也不同,都不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教学的特点。根据每一个人的特性塑造他们的艺术发展之路,但是打基础一定要严。


袁思陶:有人说您是岭南画派承上启下的大家,您觉得“岭南画派”的文化精神核心是什么?

    杨之光:岭南画派的核心就是革新。从高剑父那一代开始就是这样,我受他影响最深的就是在艺术上不走前人的旧路,融合中西,不管中国的元素还是外国的精华,只要好的艺术我就吸收。

    袁思陶:这可能与广东地区与海外接触很多有关系,所以脑子都很灵活,创新的很多,善于吸收外来文化。

    杨之光: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他的革命思想必然会影响到艺术领域,包括康有为这些人对岭南画派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对岭南画派有一定的影响。冲破旧的框架开创新的东西是岭南画派文化精神最主要的核心精髓。徐悲鸿先生强调的则是基础扎实,所以我跟徐悲鸿先生学到的一点就是艺术首先要有严谨的造型能力,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也到不到我今天的艺术水平。

    袁思陶:谈到徐悲鸿先生我们看一下杨老师专门为徐悲鸿先生做了一幅《恩师徐悲鸿》的作品,这应该是2005年的作品是吗?

    杨之光: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前几年北京报纸都登了这个事件。就是这张《恩师徐悲鸿》原作丢失了,丢失的原因是被人家骗了,后来抓到了罪犯。公安系统花了很大的力气把这个画追回来了,罪犯还判了刑。应该说这张画是我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张水墨人物画创作。因为从此以后我画不动了,血压也高了,血压高跟这个画也有关系,一惊一喜把身体搞坏了,所以到现在一般我画不了了。

    袁思陶:我们知道这些年您更多地是做一些书法的创作?这次在北京的水墨雍和画廊还有一个您的书法外围展是吗?

    杨之光:对,也是我的近年书法作品和京城人民的一个见面吧。我觉得书法和画画是同一个道理。以前都讲书画同源,可沈鹏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讲“书画同理比书画同源还重要”他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觉得绘画是一个综合性的修养。

    袁思陶:我们了解到您的中国画和西画、理论和创作,书法、诗词和篆刻的基础都是同步学习的?

    杨之光:诗、书、画、印,我还学过舞蹈还有小提琴,学过不少,我有一句诗,我抽出一句就是“大师自古是通才”,很概括地讲了我的经典就是什么叫大师呢?你必须各方面的底蕴都有,要厚。

袁思陶:尽管您在广州美术学院从教、从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桃李满天下,但在晚年您却投身于建设和发展“杨之光美术中心”,为创建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少儿美术教育体系而努力。一个艺术界大师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杨之光:我觉得我晚年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办了“杨之光美术中心”。我做教育最后一站的愿望是通过我的女儿杨红完成的。因为我觉得少年儿童的培养比大人还重要,因为“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我们都知道。另外我们国家的教育特点和国外的教育有没有反差?还是有的。比如我们创造能力比较差,我们的技巧强,但是创新的思维少。我一直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怎么解决呢?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想是我应该跟我的女儿一起创办一个美术中心,用艺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

    因为我一生是搞教育的,对我来讲教育比画家还重要,我宁肯少画一批画也要培养下一代。我在中央美院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到少年宫教学。到了广州后我退休了大学生不教了我还要办这个中心,我认为我这个中心办得有些意义。就是你要启发青少年的创造力,启发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我一直强调教小孩子画画绝非"小儿科",这是一个素质教育工程,需要千千万万素质高的少儿美术教育的园丁全心投入,毕生奉献。我之所以也走进了这个行列,就是希望能借助我女儿杨红在国外多年的教研经验以及我在国内教育界的资历与影响力,让全社会对现代少儿美育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关注。

    袁思陶:这种能力可能不一定让他们成为艺术家,但是对他整个人生都有很好的帮助,是吗?

    杨之光:对,我们的目的不是培养画家,在广州我曾经明确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出了一个大标题大家大吃一惊《如果你想让孩子当画家别上杨之光的中心来》,他们觉得这个口号很奇怪,我觉得培养学生是为了培养他的创意思维能力,让少儿从小就熟悉创意的价值,养成创意的习惯,并灵活地应用到未来的生活与工作当中。
不管他将来是做什么也好他的想象力很丰富,所以这个必须是要从小培养的。

    袁思陶:而且这对一个人的一生也是非常受益的一件事?

    杨之光:受益太大了。我觉得现在艺术教育的培养方法比较陈旧在哪里呢?比如小学生一来就让他临摹大人的作品,名家的作品。纯粹是一个技术上的机械训练方法,没有个性你怎么启发他的创造力呢?将来永远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我们的工业产品只有制造的技巧,但是没有创造力,你能设计新的汽车?新的房子吗?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注意到前几天的《参考消息》头版头条有一个大标题,谈到制造跟创造的问题,我觉得怎么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呢?就是这个口号。一定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我们中国就有希望了,而这个希望在哪里呢?在下一代身上,下一代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呢?由我们来帮助他们完成。所以我也是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我今年已经80了,我还创办“杨之光美术中心”,大家觉得全国都是很少有的,这是我人生最后一站的努力。

    袁思陶:所以杨老师您现在做“杨之光美术中心”这件事情已经完全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行为,而是一个教育家的行为。我们原来传统的美术教育可能把孩子的个性都抹煞了,而“杨之光美术中心”的这种创意思维训练给孩子们确立一种自由的心性,让创意成为意识的基础,成为人性的一部分。那
孩子们一般从几岁可以开始接受呢?

    杨之光:都很小,小的四、五岁就进我们中心了,因为这个训练一定要从小培养是最好的,小朋友的想象力很丰富。这次展览有一个特点,是展现孩子们作品的机会。大家如果去美术馆看我们中心的展览精彩极了,我觉得孩子们的作品比我自己的还要好看。

    袁思陶: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讲自己的画能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进行展览也是很少有的?

    杨之光:这是空前的,我们这次前来参加画展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有一百多个人,这是很少有的。你想这对于他们一生的回忆太重要了,回忆起来小时候参加过这么一次展览多好啊。

    袁思陶:那“杨之光美术中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课件或者教育理念开发孩子们的创意思维呢?

    杨之光:我们这次展览的当天下午有一个专门的研讨会,就要讨论这个问题,由杨红来主持。我想一定会有收获。因为全国教育界都关注了“杨之光美术中心”的发展,其实就是对于儿童接受教育的一个新的模式的探讨。

袁思陶:杨老师您曾经说过您平生觉得做了两件事很满意,一件事就是您创办了“杨之光美术中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您把自己毕生创作的1200件作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很多网友对此很关心,大家都知道您的作品现在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您的作品价值也很高,您为什么把它全部捐给国家了呢?

    杨之光:我总结了我所有的艺术创作动力来自何方?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很简略的说法,但是我的爱很深,我觉得我的艺术都是来自于人民,交还给人民很理所应当,对我来讲一点思想斗争都没有,当时捐的时候我全部仓库里的1200多件作品都交给国家了,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当时他们算过这笔账,要算经济账的话很大的一笔数字。但是我说艺术的价值不在金钱,我留给国家就是留给以后子孙万代来认识我的艺术,通过我的作品来认识中国,通过我的艺术使中国画走向世界,这个意义就大了,别人了解中国也要通过艺术来了解。我们后代下一个世纪来看我的话就像我们到故宫了解当时的社会和当时的人物一样,永远流传下去这多有意义啊。

    袁思陶:您捐给国家让国家来保存您的作品就等于留下了一部非常完整的历史。

    杨之光:对。所以上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40年回顾展的座谈会上有一位理论家说:“看杨之光的展览就等于看一部近代的中国美术发展史”,我觉得这也有点道理。

    袁思陶:因为您的作品在不同时期都记录了当下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众生相,从50年代开始到后来和社会发展都是紧密相关的。今天杨老师通过他60年不断努力和探索在艺术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而且他在取得自己艺术成就的同时、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同时,他最为感兴趣的还是做一个教育家。在他晚年又创办了“杨之光美术中心”,以培养少年儿童的创意思维为主要任务。

     杨之光的前半生走向一个艺术家的高峰,晚年再次走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极境,拥有了一个教育家的博大境界。我们祝愿12月12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杨之光从艺从教六十周年回顾 暨"杨之光美术中心"作品展览圆满成功,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杨之光老师。